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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才媛被控故意杀人无罪释放案评析         
姚才媛被控故意杀人无罪释放案评析
[ 作者:何能高 | 转贴自:北京刑事辩护网 | 点击数:2339 | 更新时间:2011-6-14 | 文章录入: ]
—从刑事诉讼证据的角度出发
一、案情介绍

2002年9月27日12时许,上唐公安派出所转来上唐镇源头村野坑组村民何小忙(系被告人丈夫何小平之胞弟)报案称,何出生仅四十余天的儿子何鑫,因上午喂服“良茶”后,
 
 于10时左右不明原因死亡。接报后,南城县公安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宴案发地进行调查及尸检,同年10月4日,送检的“良茶”及何鑫组织内均检出毒鼠强和呋喃丹农药成分。次日晨,公安人员对该案展开全面取证。侦查售货员通过问话与摸排相结合的方式,认为死者的婶婶姚才媛与何家人有矛盾冲突,案发日有充分的做案时间,且案发后将何鑫吃剩下的中药茶倒掉,情况反常,有重大做案嫌疑。当日下午,经审讯,被告人姚才媛供述了她将老鼠药直接倒入何鑫奶瓶内,致其喝后中毒死亡的犯罪行为;2002年10月10日,姚又供述她将一二天前调治好的老鼠药水倒入何鑫奶瓶内,致其喝后中毒死亡(这次供述与物证检验报告结论相符合)。

案发当日上午9时左右,被告人姚才媛与崔三分(何鑫母亲)一起到崔家厨房看村
 
 
民打麻将,姚看了一会儿以腰痛为由回自家房内去了,不久崔也回到家中,崔到家后看到被害人何鑫已经醒了,就将奶瓶内被害人早上喝剩的中药茶喂给被害人喝,被害人喝后就出现毒症状,在送往当地医院抢救途中死亡。经检验,死者何鑫系毒鼠强药中毒而引起的死亡。


二、审判

根据上述事实,检查机关控诉被告人姚才媛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

被告人姚才媛辩称,起诉书指控她投毒杀死了何鑫不属实。公安人员在审讯中威胁她,讲要给她坐老虎凳,她害怕就作了有罪供述。

  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姚才媛的有罪供述存在作案时间的毒鼠药形状及投放毒鼠药的方式上矛盾,其有罪供述不具有唯一性;证人郑金亮的证言,在证明2002年9月20日上午有哪几个人在他摊位上购买了毒鼠药存在矛盾,且其陈述的毒鼠药袋内包毒米的是报纸,虽能与公安机关在案发后从郑家提取的“气死猫”等灭鼠药的提取笔录、物证检验报告相吻合,但与被告人姚才媛供述毒鼠药袋内包碎米的是白色薄膜不能相互印证,故不能确认被告人姚才媛在郑金亮的摊位上买了毒鼠药。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姚才媛“将自己曾想自杀用的调呋啁丹的塑料瓶调好的老鼠药药水倒入何鑫奶瓶内”,在无法查清该塑料瓶的来源和去向的情况下,间接证据之间不能形成证据锁链;尽管有间接证据证实被告人姚才媛在案发前目击过被害人何鑫,但这并不能证明被告人姚才媛实施了杀人行为。

  所以在综合上述事实与理由,本案审判庭认为在无直接证据证实,而间接证据又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故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最后判决被告人姚才媛无罪。


三、评析

综合本案,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因为证据不足而使本案最终定为无罪,刑事犯罪中的证据问题在本案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可见一斑,下面笔者就尝试着从以下几点来探索一下刑事犯罪中的证据问题:

如何看待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供述?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其它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它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据的一种,通常也称为口供。

1、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被国家检察机关控告的特殊地位,面对国家权力的追究,承担为自己辩护的职能,而且,因其为刑事犯罪的实施方,有可能承担国家的刑法处罚,因此决定了其供述或辩解有如下特点;

其主体为被指控的刑事犯罪当事人,主体的供述和辩解可以为查明案件事真相提供线索,因其与案情直接相连,同时,这种供述与辩解又是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所以这一主体所提供的供述与辩解有两重性,这也是主体的被控告与自我辩护双重属性所决定的。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在反映案件事实上有真伪难辩的特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可能全面反映案件事实情况,也可能虚假陈述,抹杀否认其犯罪事实。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如何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与结果、动机与目的,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可以全面详尽客观地反映作案的动机、目的、手段、经过和结果。但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因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如果其害怕承担刑事责任而隐瞒事实真相,推卸责任或干脆一言不发,则会使案件的处理陷入困境,甚至成为僵局而无法获取证据或者使得证据严重不全,难以断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所具有的这种特性,是其他许多证据所难以具备的,在刑事诉讼中要求我们慎之又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经查证属实的,在刑法理论与现实实践中一般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辩解,可以提供证实其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和证据线索;从量刑角度看,如果成立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还可以适当得以从轻处罚。

3、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还有不确定性和反复无常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虚假的可能性很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诉中被追究的对象,其责任形式的最大特点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人身自由直至财产生命)。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逃避罪责和刑事处罚,总是企图否认和抵赖罪行甚至于栽赃陷害。而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所处的特殊诉讼地位或者在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旦询问人员存在刑讯、诱供、指供、逼供等行为,更可能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内容失实。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的有罪供述,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虚假。例如,集团犯罪中的某个罪大恶极的成员,就有可能揽下集团内别的成员所犯的大罪,以求保住“有生力量”。有的为了掩盖某种隐私或某次贿赂某些贪污而把本来不是犯罪的行为都供认为犯罪,以求转移办案人员的注意力等等。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会反复无常、具有不稳定性。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案件的处理直接关系其人身自由财产甚至生命,而其供述和辩解又影响甚至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所以,随着刑事诉讼的进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在反复权衡各种利益关系,并会受到外界如律师家属的影响,其心理活动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使得其供述和辩解极易反复,随时可能翻供,增加办案难度。如笔者曾经采访的一位故意杀人犯,三次不同的陈述,使得笔者无法下笔将其故事完整无缺地写出来。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上述特点表明,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不能盲目轻信更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当然也不可以忽视其证明作用,而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认真审查判断。这就决定了其运用规则如下:

   (1)、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实际上是我国长期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国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这是最直接的体现这一原则的法律依据,更是我国证据制度的一大特色。在运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进行定性与断案时,决不能盲目的轻信,应当注意调查研究核实,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收集口供以外的证据上,用其他证据审查,核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做到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悦诚服无话可说不容辩解的地步。

   (2)、既要重视供述,又要重视辩解

    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一规定表明,办案人员应注意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和无罪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证据,对供述和辩解应当予以同等重视,切忌片面性。因为供述与辩解是相互联系相互映证的,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又直接与案件结果相关,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害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在运用供述审核证据的同时,也要重视其辩解,让其有充分的说明犯罪全过程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认定案情和判断证据。

(3)、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应当排除

   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证据排除规则中详细论述。

(4)、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明文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一原则精神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对被告人的保护与处罚,是在充分认识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供述的特点的基础上,上升到刑法程度的对刑事案件的一大处理原则,也是世界各国在处理刑事犯罪被告人供述的通行原则。无论其是否牺牲了一些实体性的价值,其程序性价值是公认的。只有严格坚持这一点,才能真正做到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才能从真下意义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本案的处理结果的合法性与可信性,姚才媛的被判无罪,并不能从其人身上说明多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本案证据断断续续,没有证明力,而且在案发阶段,调查取证人员也没能做好证据的相关提取与检验工作,没有能够形成强有力的证据链锁,在这样的前提下,法院审判无罪也就在法律范畴之中了。

事证据中的一大视点——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同时我国刑法还规定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足之处是对于以刑讯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的司法解释中却规定了以非法方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这表明了司法部门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一定的排除规则。这一司法解释弥补了刑事立法当中的不足,也为处理刑事案件运用此类证据时提供了可以依据的法律根据。

  这一排除规则实际上是出于为了达到保障诉讼的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目的,是基于宪法对人身自由与财产的保护(其是贯穿我国各类立法的基本宗旨,是根本性原则)而确立的。[1]“这样的规则体现了诉讼中实质真实与程序合法之间的价值冲突而作出的宁愿牺牲实质真实而维护正当程序进而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价值选择。这种规则虽然使一些案件付出了牺牲实质真实的代价,但最终可以促使通过正当程序达到发现案件真实的目的。” [1]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交换,虽然它的价值体现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这种牺牲所换来的健全的刑法程序已成为不真的事实。

本案中,被告人声称自己系出于对审讯人员的威逼害怕而作了有罪供述,其后在看守所一直喊冤屈,通过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讯问,虽然并没有发现被告人所称的系为事实,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认真研究了这一情况,并做出了有关这一方面的调查函,表明法院对于此类证据的慎重态度。在最终定案时,审判人员也没有对被告人的供述加以认定,这也正是基于其没有合法或者真实的来源,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一原则而做出的。

    所以通过此案,我们也能够认识到刑事诉讼中证据使用的某些规则,这也是我国两高的司法解释的精神要旨所在。

间接证据的证明力问题

证据根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即证据能否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区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间接证据就是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而需要与其它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的证据。间接证据通常没有多大的证明力,但是,一旦其与其它证据配合使用,能够形成证据链锁,那么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了。本案中,因为直接证据过少,而且合法性真实性均存在质疑,所以非得以间接证据来印证。这样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谈一谈间接证据的相关问题。

  间接证据在审核及运用过程中必须慎重,其证明力的大小, 我们通常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2]

1、客观性:要求用于定案的每一个间接证据都已经过司法人员查证属实,都必须是客观真实的,如果不能肯定其真实性,就不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

2、关联性:也就是间接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对证明案件事实的、有实际意义,因为只有存在客观联系,对证明案件事实有实际意义,才能保证以间接证据为依据的推理的正确性。因此,对据以定案的每一个间接证据的关联性,都要做出肯定性的判断。

3、充分性:间接证据必须达到能够证明案件全部事实所需要的量。如果间接证据不充分,支离破碎,互不衔接,则无法达到构成完整的证据体系的量的要求,也就不能实现证明案件全部事实的目的。因此,司法人员对所有间接证据都应当收集,做到地无一以遗漏。

4、协调性:间接证据之间以及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必须一致,没有矛盾。这就要求所有间接证据对同一案件事实在内容上必须是协调一致的,不能互相排斥。

5、完整性:间接证据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每个间接证据只能证明案件的某个事实或情节,只有把能证明案件全部事实和各个情节的间接证据按照它们之间的联系排列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才能据以定案。[2]

6、合法性: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一样,都必须具备合法的来源。也就是说,在收集间接证据时也必须有合法的程序、合法的手段。如果间接证据的收集不具备合法性,那么即使其证明力再强,也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

基于本案,通过案情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被告人姚才媛有作案时间、作案动甚至作案手段,但是被告人后来所作的无罪供述推翻了据其所称是在审讯人员的危逼下才作有罪供述,儿且在年守所一直喊冤,这些有罪与无罪的供述无论如何表现如何反复无常,在没有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采信被告人的有罪或无罪供述来代替直接证据。这也就是《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也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本案在处理过程中的新特点

农村是我国各个法律领域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在民事与刑事领域,缺乏基本法律意识,一旦发生邻里过结,不惜以各种手段来打击报复对方,甚至残害对方直至其家人的生命,而其刑法处罚机制又严重滞后,以是农村的刑事犯罪特别多而且手段比较恶劣。这是一大特点;另一大特点是,缺乏村民的配合,调查取证尤其困难。而且基层干警在调查取证时又多以暴力为其工具,刑讯逼供,致使证据的失去合法性,而基层检察院与法院的合法证据意识也没有那么强烈,于是就定性断案,造成冤假错案。

从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基层刑事犯罪的整个处理过程还处以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实体与程序上的真正价值所在,就如同本案,姚才媛的杀人行为到底成不成立,应该如何对待姚才媛在本案处理过程中的不同的口供,还有对被害人的家属的陈述应该如何采纳等等均是本案处理过程中的几大难题。

本案的判决还是合法的,也许会有所不合理,但是法律是有程序有其生命与价值的,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遵从其程序与价值,然后从其所得到的结果中去判断每一个案子的价值实现程度,及于本案,虽然在处理过程中有所曲折,而且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与新特点,但是其结果还是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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